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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会先驱报》特约人物专访
一位沉默的语言学家——拜访瓦尔塔斯庄园
撰文 / H.G.·费瑟斯通阁下
在我们踏入瓦尔塔斯庄园时，首先迎接我们的是一位沉静的长耳猫，据说它只听得懂F语指令，也从不对帝国语发声的访客报以任何反应。我们很快意识到，这只猫大约是从它的主人那里学会了这一点。
Aurelius Ashford-Valtas 勋爵是一位声誉卓著的语言学家、教育学家，以及手语体系改革的重要推动者，同时也是帝国与联邦政治史上一段尤为复杂的情感遗产的继承人和见证者。尽管自幼在某些感官能力上受限，但与他交谈时，人们往往很快会忘记这一点——他的口音几近完美，能够以七八种语言自如表达，更不必说他所熟练掌握的多种手语体系。他措辞严谨，几乎从未有过言语上的失当。这固然得益于其深厚的学养，另一方面，也正如他本人所言，归功于“一种与生俱来的沉默习惯”。他曾调侃道：“在许多场合，沉默始终是最稳妥的修辞方式。”
除学术成就外，勋爵在举止风度上也堪称典范。他谈吐风趣，仪态温雅，即使年过半百，风采依旧不减。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或许正是他那始终不动声色的沉静气质，使他在一众社交场合中显得格外与众不同。正因如此，Lord Ashford-Valtas 被一致认为是帝国最具魅力的绅士之一。虽然，他的伴侣半带玩笑地抱怨他有时“过于健谈”。这一指控似乎并非空穴来风：我们此行原定三小时，然而在他的引导下，不知不觉间“听”了整整一小时关于瓦尔塔斯家族自东征时代以来的历史沿革，竟全无倦意。
在我们轻松听完这段跨越几个世纪的家族往事、边疆冲突以及其祖先在旧大陆失而复得的葡萄园逸事之后，话题自然转向了一个更为私人却同样引人关注的内容——他双亲的安葬地选择。
原计划是将两位老人合葬于瓦尔塔斯家族在小镇墓地的墓室。阿什福德先生去世后，曾被暂时安葬在教堂边的墓地，一些寻访到此的联邦访客常在墓前留下国旗以示悼念，据说瓦尔塔斯勋爵的态度一度因此动摇——“我父亲说他宁可不与Papa合葬，也不能忍受想象自己墓前插满联邦小旗”——两年后瓦尔塔斯阁下过世，镇长与联邦大使馆官员先后上门磋商，提出联合出资建造一处新礼堂，以安放这对“外交敏感”的遗体——镇上居民不希望在公墓里看到联邦国旗和象征物，而联邦方面也不希望他们的重要人物埋入一个帝国贵族的家族墓室（更糟糕的是，还是在一座大公会墓地里！）——这场沟通最终促成了一个地理上独立、政治上中立的新礼堂的建立，地点选在庄园后的林地边缘。
他讲述两人的婚姻有些不同寻常。虽然从未进行民事注册手续，但他们在本地堂区举行了完整的婚配圣礼。由于二人国籍不同，身份敏感，民事注册将牵涉跨国财产、税务与公民权等繁复事务。因此两人在决定共同生活时，也决定了不会在任何国家进行伴侣登记——“但本地的MacAllan司铎始终坚持他们应当给予这段关系一个‘有效的’婚姻形式，为此契而不舍地劝说了很多年。”
“不过这件事真正的困难在于：Papa并不是大公会，而我父亲并不希望他因为外界压力改宗。我父亲一向认为违逆良知比肉//体软弱的罪责更大。不用说出于我父亲的健康原因，他们长期分室而居，几乎践行完全节制（total continence）。另外，虽然他们两人都不算传统意义上的虔诚教徒，但对神圣事务都有足够的尊重，所以不会轻浮对待这类事。事实上，我们在家中极少谈论宗教。但毕竟我父亲出身于一个古老的顽抗派派家族（recusant family），对任何一个瓦尔塔斯家族成员而言，宗教不是一种信条，而是一种植入在生活中的本能”。
“因此，Papa的改宗更多是出于MacAllan司铎多年来的劝说，而非我父亲的推动，尽管我父亲或许在其中也有一定影响。总之，最终某天下午他们照例坐在庭院前吸烟时，Papa忽然说：‘Eli，我最近在认真考虑MacAllan司铎的建议’。随后一切水到渠成——Papa在同一天完成了见证，初领，以及婚礼。水礼的‘代父’是我父亲。后来我父亲有时会拿这件事开玩笑，说Papa是一个‘为婚姻改宗者’（marriage convert）。”
他略作停顿，又补充道，这种安排并非对民事结合的否定，而只是出于特殊背景下的必要处理，应当被理解为一种例外情形。
随后我们问及现任联邦总统洛曼先生。勋爵承认对方确实是双亲生前的密友，也曾于州长任内携夫人来庄园度假一月，但他慎重强调洛曼先生当选总统时阿什福德先生已经过世，因此声称后者对前者具有任何实质性的影响都不切实际：“虽然众所周知洛曼先生学过神学（theology），但他没学过通灵术（theurgy），他总不会每次开国务会议前先请示我papa的亡灵。”
至于是否受其父辈影响，勋爵表示：“实际上我Papa是个骨子里的保守派，在私有财产与家庭主义上的立场远比洛曼先生坚决，而总统先生本人则是位温和的中右翼道德主义者。此外，Papa始终坚持经济放任主义（laissez-faire），而这正是他们最关键的分歧点。”他顿了顿，补上一句，“另外，诸位先生，若说联邦的国家政策是从帝国一座乡间庄园的茶室里酝酿出来的，未免太浪漫了些。”
在介绍其语言工作时，勋爵热情展示了几款新发明的助听器。“这个对我来说效果寥寥，但在学校试验中对部分学生的效果令人惊叹。我们正筹划将它纳入学校的常规配置。诸位应当来看一看，非常具有启发性。”
勋爵继续介绍自己正致力于创建一种融合旧大陆、联邦与帝国结构的通用手语体系。在谈及初衷时，他回忆道：他最初学到的是以F语为基础的旧大陆手语，由父亲请来的F国教师每日授课。六岁时，Papa从联邦搬来同住，他不习惯讲F语，家中转而使用母语。少年时进入语法学校，为便于与同学交流，他自学了当时尚未统一的帝国手语。“这种环境让我天生对语言感兴趣——虽然感兴趣的方面或许不同于听人——后来我去了各地旅行，这个想法变得越来越强烈”，他这么说。
此处，笔者斗胆插入一个较为专业的提问：对于与大陆语系相去甚远的语言地区，例如远东诸国，是否也适用于手语的统一体系？勋爵表示：“认为手语必须依附某种现存语言体系，是一种对其本质的误解。”他指出，“手语不是口语的附属物，而是一种完整的语言，具备独立的语法结构、修辞机制与文化表达方式。”
他回忆起自己曾应邀前往一座远东沿海城市，协助当地由大公会主办的慈善聋童学校建设初期课程体系。该校采用的是以旧大陆手语系统为基础的教学方式。“课程设计非常周密，但与孩子们的生活经验之间存在明显隔阂，”他说，“结构清晰，却不容易被自然吸收。”
他随后提到那里还有另一所位于南部省份的聋童孤儿院，由一对来自联邦的高地教会夫妇创办。那里的教学方式更为简易，结合本地语言与儿童自发形成的手势进行授课。“方法不够系统，但孩子们学得更快。”他略作停顿后补充，“总之，我认为前景是光明的。语言总能找到它该有的形状，就像茶总能找到合适的杯子。”
访问接近尾声时，我们向他提出一个较为私人的问题：他是否曾希望自己能听见。阿什福德-瓦尔塔斯勋爵沉思片刻，随后回答：“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从小就在这样的状态中成长，它是我自身的一部分。我是否希望听见？作为一种体验，也许会。但如果把它视为某种生理机能的缺失，不。我从未觉得自己是不完整的。”
他稍作停顿，又补充道：“我认为我很幸运。在我的成长过程中，这种状况从未成为负担。这毫无疑问归功于我的双亲，他们给予我的爱既是情感上的，也是非常具体的。他们从未让我感到局限。但不是每个像我一样的孩子都能拥有这样的幸运，我们当然无法帮助到所有人，但我们会尽己所能地在能力范围内做出一些改变。”
他望向窗外的树影，语气平静：“不过，我们可以为未来做出许多安排，但事情会如何发展，从来不只是靠人说了算。”
……
瓦尔塔斯聋童学院在创办七十年后，因为学生人数持续增加而迁出庄园原址。在王室资助与社会各界捐款支持下，在同郡建立了新校区并扩展了编制，成为今日哈汶顿特大学的前身。瓦尔塔斯学院自创校以来，培养出众多杰出校友，其中除阿什福德-瓦尔塔斯勋爵外，还包括一位皇家天文学家、一位知名文学评论家、一位微缩肖像画师、一位帝国海关总署长，以及被视为联邦聋童教育先驱的玛蒂·欧谢女士。正如姓氏的暗示，玛蒂·欧谢女士确实和联邦的食品巨头欧谢公司有联系，她是创始人芬尼安·欧谢的·姐姐。
瓦尔塔斯庄园于20世纪后半叶被正式列入国家文化遗产名录，作为“瓦尔塔斯聋童学校”纪念地对外开放。庄园主楼现作为专题博物馆使用，一层陈列室展出早期教学器材、家族私人收藏、手语教育相关文献及历史视听档案，作为聋人教育史中具有象征意义的重要遗址，长期为研究者与公众提供参照与记忆。
阿什福德-瓦尔塔斯阁下日后创立了国际聋哑教育推广组织“Ashford-Valtas Association”（简称AVA），并成为AVA的首任主席。该组织的初期基金来源，是由其父内森尼尔·阿什福德将军在战后为其设立的私人信托，后转为“阿什福德-瓦尔塔斯基金会”。
阿什福德-瓦尔塔斯勋爵与其伴侣育有三名子女。三人均在战争期间服役，参与联合登陆行动。其中长子、皇家空军上尉，于西线作战中阵亡；次子战后返回帝国，长女则定居于新大陆。随着时间推移，Ashford-Valtas家族后裔逐渐遍布大洋两岸。近代，部分家族成员根据血缘政策迁返帝国，通过身份审核取得本国国籍。
Ashford-Valtas Association至今仍是国际上最具影响力的聋哑儿童教育研究机构之一。其所制定的AVA系统结合口语与手语的双语教学模式，并率先赞助了首批助听装置的研发。自创立以来，协会培训了大量特殊教育教师，颁发了逾数万封教师资格证书，其教学体系被广泛应用于全球超过上百个国家的特殊学校及残障康复中心。在不同国家本地手语系统并存的语境中，约有近10%的聋哑人士使用“ 阿什福德-瓦尔塔斯手语”作为第一或第二语言。
一些批评意见指出，AVA体系在全球范围内具有显著的规范性影响力，间接形成垄断格局，致使教育资源更倾向于认证机构与采用AVA标准的单位。这一现象也引发了关于语言主权与文化多样性的讨论。
第十一任联邦总统卡尔希·洛曼之后，洛曼成为在联邦政商两界都极具影响力的政治家族。老卡尔希·洛曼去世后的近一个世纪内，洛曼家族共有三位成员担任总统职务，其中两人为直系后代，另一位则出自旁支。史学界对老洛曼总统的整体评价倾向正面，但意见并不一致，最常见的说法是：“保守派指责他的部分政策过于自由，自由派批评他的立场过于保守。”
瓦尔塔斯和内森福尔合葬的礼堂虽然被列为文化遗产，但所有权和所在的森林一样，仍属于私人。礼堂门侧钉有一块金属标识牌，礼貌的提示访客将国旗及纪念物品安置于指定区域内。馆方声明，任何放置于礼堂内部或外部的旗帜与附属物均会被定期清除。后期又增加文字：“请勿将纸钞或硬币塞入墙缝”。尽管告示牌字体已足够醒目，仍常被一些联邦游客有意或无意地忽略，将小额纸币或硬币塞入砖缝。因此，从礼堂墙缝里掏联邦钞票成为镇上孩子们最热衷的活动之一。
尽管曾参与过联邦建国战争与内战，阿什福德将军在公众中并不广为人知，他的名字原本仅出现在部分历史学者与地方研究者的著作之中。然而不久前，一起网络直播事件使他重新进入舆论视野。
事件源于一位专门制作灵异猎奇内容的网络主播，在深夜非法闯入庄园后林地的私人礼堂，并以“鬼屋探险”为名进行现场直播。在直播过程中，该主播使用带有侮辱性质的语言，将阿什福德将军描述为“以酷刑折磨俘虏的残暴联邦军官”，并通过一系列挑衅性言行，声称意在“激怒灵体”或“召唤礼堂中的邪恶之魂”。
节目播出后迅速引发强烈反响。本地居民普遍表达极度愤慨，联邦驻帝国大使馆亦就此事发布正式抗议声明，严正谴责该行为对历史事实与国家形象造成的伤害。此后，围绕阿什福德将军生平及其历史定位的讨论再度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根据产权登记信息，一位记者查明，目前礼堂与瓦尔塔斯家族林地的所有权归属于同一人。该记者依据登记信息及一些未公开的私人关系，成功拨通了这位产权所有者的私人电话号码。对方表示目前身在国外，拒绝接受正式采访，也不愿透露姓名与身份，但同意就相关事件作出简要回应。
这位持有人称，自己与该家族“有亲属关系”，并“对事件表示深切遗憾”。他指出：“格雷斯通战俘营事件无论在国际战争法的演进层面，还是对阿什福德-瓦尔塔斯家族史的影响而言，都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不能以任何单一立场加以简单定论。但较之网络平台上传播的夸张野史，更令人担忧的是部分历史重审派学者的做法。他们一方面呼吁将历史置于当时语境中加以理解，另一方面却以孤例推为常态，混淆学术判断与意识形态的界限。这种取向不仅有损于阿什福德将军的个人声誉，也背离了联邦建国初衷中所确立的伦理标准。归根结底，阿什福德不需要两百年后的人为他辩护。”
现在涉事视频已被撤除，主播因“未经许可擅入私人领地”及“破坏历史性建筑”被判罚款并公开道歉。事件过后，礼堂增设围栏与门锁，今后仅于指定时段内对公众开放。
……
瓦尔塔斯庄园博物馆的官方网站“历史”页面上，收录有一张黑白旧照，具体拍摄日期已不可考。画面定格于庄园庭院的冬青篱下，伊利奥尔与内森尼尔并肩而立。伊利奥尔正将手中的烟斗递向内森尼尔，后者一手接过，一手朝远方某处指去。伊利奥尔微微侧身，神情轻松，笑着望向他所指的方向。
“他们所成的婚姻圣事的印记属于此世，但双方在世间成就的爱德将在彼世延续。”
—— F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