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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斯通要塞一役之后，虽然正面冲突暂告平息，战场的硝烟尚未完全散尽，双方却已悄然将战事转向谈判桌。帝国与联邦代表在战线后方的中立领地会面，试图在外交斡旋中寻求下一步的筹码与优势。对于联邦而言，若想在谈判中稳占上风，仅仅依靠军事胜利尚不足以撼动帝国的谈判立场。
战局的不确定性促使联邦高层将目光投向情报战。若能在交涉前掌握帝国军的现有部署、后勤补给状况乃至调动路径，无疑将在未来数轮交锋中占据主动。为此，联邦情报部门提交了书面提案，主张对现有战俘展开系统性审问，以期从中获得有价值的线索。他们指出，虽然多数战俘可能仅为基层士兵，并不直接参与高层决策，但在补给转运、命令传递、部队调动等事务中所目睹的细节，若加以系统梳理，亦能拼合出可供参考的局部战术图景。
至于那些军衔较高的被俘军官，其审问价值则更为明显。他们或曾直接参与作战规划，或熟悉本军战术部署，若能从中撬开口风，联邦方面或可在关键领域获得实质性突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对战俘的审问工作开始获得更高的优先级。
在联邦军的指挥体系中，内森尼尔·阿什福德无疑是最具影响力的决策者之一。面对情报官提出的审讯提案，他并未公开表示支持，却也没有出面反对。他不是一个以残酷手段为荣的军人，也从不将战俘视为可以随意处置的敌对资源。作为一位受过正规军政教育的指挥官，他深知战争的残酷，并对违反军规的私刑行为一向持谨慎态度。然而他也清楚，在战事尚未结束、谈判尚未见果的当下，战场之外的每一次对峙，都是权力与意志的延伸。此时此刻，决策不能仅凭理想，而必须服务于现实的战略目标。
联邦代表团急需更多关于帝国军部署、补给与撤退计划的确切情报，而负责野战指挥的他，无法在这一问题上以绝对立场拒绝合作。他没有下达采用酷刑的书面命令——在这个时代，任何高级军官都明白，留下明文指令将意味着巨大的政治风险。但他也并未明确设限，而是在审讯方案上作出模糊的批准。用词克制，措辞严谨，只留下了“在确保战俘健康状态可用于后续交换与谈判的前提下，可酌情加强讯问措施”的原则说明——所谓“适度”，在实际执行中从不具备统一标准。所谓“酌情”，也从来依赖于讯问人员自己的判断。唯一明确的底线，是不得让审问对象失去作为筹码的价值——不能留下过于明显的伤痕，也不能让人死在讯问室里。
内森尼尔对此保持沉默。他选择不问细节，也不要求详细报告，只关注一个结果——是否能从这些人身上获取能为联邦换来筹码的信息。在当前的战事态势下，这种沉默本身已经是一种立场。
战俘营的管理者很快确定了首轮重点审问的对象：在格雷斯通要塞之战中担任殿后任务的帝国营队。作为战场上最后撤退的部队，这些人的职责本就包含掩护主力部队有序撤离，依照常理，他们应当比一般士兵更熟悉帝国军的补给路线、撤退安排，乃至物资调度与运输时序。如果能够从这些人口中获知帝国粮道的走向、运兵路径的使用规律，甚至后方增援部队可能的调动方向，联邦方面便可借此在即将展开的谈判中掌握更主动的筹码。
经过筛选，审问对象的名单很快被拟定。军衔较高、职位与后勤或战术相关的战俘被列为首要目标，其次是战地通信员、传令兵与军士级人员。按照联邦军既定的审讯流程，战俘最初会接受例行性的书面与口头问询，意在甄别哪些人可能具备有价值的信息。然而，审讯官们很快发现，大多数被俘者对于整体战局的了解极为有限。他们之中不少人不过是听令行事的士兵，熟悉的是自身所处营队的日常调度，对更高层面的战略部署一无所知。他们的回答或含糊不清，或千篇一律，即便再三追问，也无法拼凑出可供分析的情报网络。
随着常规问询迟迟未能取得进展，战俘营内的审讯策略悄然发生了变化。最初被传唤的是军衔略高的士官与基层军官，随后是身体状况尚可、曾在后勤或传令岗位上服役的人员。审讯的次数明显增加，间隔却变得愈发紧凑。夜间传唤的情况屡见不鲜，有些人在黎明前才被送回。他们身上看不出明显的伤痕，步伐却迟缓不稳，言语支离，目光空洞，衣物往往潮湿，还残留着污迹与皱折。虽然没有人开口谈论具体经过，但营中众人很快就明白过来——所谓的“问讯”，早已不再是单纯的对话或记录笔供，而是混杂了足以摧毁意志的手段。
营地的气氛悄然改变。原本只是焦虑与不确定的情绪，如今开始蔓延出一种难以言说的压迫感。没有人愿意谈论那些从审讯室回来的人，也没有人再敢在夜里交头接耳。所有人都明白，那些看似随机的带离，背后并非毫无章法，而是在有计划地寻找突破口。而一旦被选中，就意味着要在沉默与屈服之间做出选择。
这天夜里，一名尚显稚气的传令兵被点了名。他怔了一下，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尽，整个人僵在原地——男孩年纪还不到十八岁，本来是地方民兵团的一员，部队解散后被临时编入前线，在格雷斯通战役中跟随所属的轻步兵营队参与了掩护撤退的突袭作战。
他踌躇着起身，双手握紧了垂在身侧的毛毯，眼中浮现出本能的不安。就在这时，伊利奥尔站了出来，语气平稳，声音不高，却带着不容置疑的断然：“我去。”
几人转过头看他。那名被点到的士兵下意识地停下了动作，目光在伊利奥尔和审讯官之间来回游移。
伊利奥尔向前走了两步：“我是他们的长官。这些人都是普通士兵，什么也不知道，有什么要问的就问我。”
审讯官打量了他几秒，没有多言，只是点了点头，朝身边的士兵做了个手势：“带走他。”
……
审讯室设在营地边缘，一间临时搭建的木屋，屋顶由粗制板材和防水帆布拼接而成，角落里堆着几只木桶，空气潮湿阴冷，混杂着汗味、发霉的布料与泥土的气息。屋内只有一张粗糙的桌子和几把士兵用的营椅，木地板上留着未干的水渍，踩上去吱嘎作响。
伊利奥尔被带进屋内，双手以皮带捆在身后，押解他的士兵将他按在一张结实的木椅上。审讯官坐在桌后，身着无军阶标识的短呢外套，低头翻阅几页粗纸文件，开口时语调平淡，不见情绪起伏：“你们的撤退路线是哪条？”
“西南。”伊利奥尔平静答道，“你们追击部队不是已经到过那里了吗？”
审讯官不动声色地翻了页纸，又问：“补给线的主要集结点？”
“我们有几个临时补给点，具体安排由后勤单位负责。我没有接触过相关调度。”
他的语调一如既往的沉着，措辞周密，将事实与模糊交织得天衣无缝。既不显回避，也未触及关键内容。
审讯官停顿片刻，似乎在斟酌他的回答。随后，他缓缓放下文件，目光转向身后的士兵，语气不带一丝情绪地说道：“按程序来。”
伊利奥尔被拉起，绑在一张倾斜的木板上，头部略低于身体。一个士兵把一块湿布盖在他的脸上，水流倾泻而下的瞬间，布料立刻浸透，水顺着鼻腔灌入喉咙，窒息感如同被生生勒紧的绳索，将他拖向缺氧的深渊。他的身体本能地抽搐，肺部像是在烈火中灼烧，每一次试图喘息的动作都带来更深的痛苦。
他拼命压抑住反射性的挣扎，咬紧牙关，努力将所有理智集中在体感之外。他早已料到他们会用水刑，但亲身经历时，仍旧难以抵挡本能的恐惧。水不断倾泻，仿佛无穷无尽，而当窒息的边缘接近极限，他的头被猛地拉起，湿布被拽下，冷空气瞬间灌入肺部。他剧烈地咳嗽，身体因剧痛而痉挛，水和呕吐物混杂着从喉咙涌出，浑身的肌肉都在抽搐，像是一具濒死的溺水者。
审讯官站在桌前，语气冷静地继续问道：“补给点在哪？”
他仍在喘息，肺部的灼痛尚未消退，四肢几乎无法控制，然而他的意识仍然清醒。他费力地抬起头，额发湿透地贴在额角，沙哑地开口：“不……知道。”
审讯官没有再说什么，稍作停顿后，又向士兵点了点头。
水流再次倾泻而下。
他的身体早已被推向极限，而最致命的是，这种酷刑不仅作用于他个人，而是波及到他体内未出生的孩子。剧烈的缺氧、无休止的窒息感、对腹部的压力都让情况变得更加危险。他的腹部虽然尚未显露得太过明显，但内部的牵动已经让他意识到——如果这样的折磨持续得更久，他不仅自己撑不住，孩子也可能遭遇危险。
冷水不断冲刷着他的皮肤，他感觉到自己的四肢变得僵硬，内脏像是被生生挤压，每一次喘息都带着钻心的痛楚。他拼尽全力克制住腹部的收缩，保持平稳的呼吸节奏，然而水流的冲击使这一切变得徒劳。
不知过了多久，终于，一切都停止了。
审讯官站在一旁，看着他的狼狈模样，眼中掠过一丝冷淡的审视。他缓缓道：“今天到此为止。”
终于，水被停下。
士兵将他松绑，他像一具浸水过久的尸体一般瘫软在地，浑身湿透，脸色惨白，发丝贴在额角，眼神空洞。他听见有人说“今天到此为止”，却无法确认声音来自谁。他只能感到自己正被人拽起、架着、拖出那间木屋。
他的腹部仍然一抽一抽地隐隐作痛。剧烈的缺氧使体内循环紊乱，他知道情况并不稳定。但此刻他没有力气思考更多——他的意识飘忽不定，唯一清晰的念头，是他必须撑住，不为自己，而是为另一个尚未出生的人。
第一轮审讯结束后，伊利奥尔并未被直接送回战俘营。联邦方面安排他临时关押于营地外围的一间旧木屋中。木屋的结构简陋，墙体因长期受潮而鼓起变形，角落处有暗色霉斑，空气沉闷，混杂着潮气与腐木的气味。屋内除了墙边一张摇晃的木桌和一把椅子，再无他物。地面覆着一层未干的泥水，夜间湿冷从脚底透上来。他只能倚靠墙角坐下，试图保留体力。
他被命令原地待着，不得擅自走动。每日只有定时投放的一小块干粮和一壶未煮沸的冷水，分量不多，也无从补充。夜间的安宁同样被剥夺——每隔数小时，便有士兵推门而入，以清点人数、交接岗哨等理由强行将他唤醒。灯光晃眼，脚步声重得刻意，使他的神经始终悬在绷紧的边缘，无法获得哪怕片刻完整的休息。
他的腹部开始隐隐作痛。那并非剧烈到令人惊呼的钝痛，而是一种持续不断的收缩感，从脐下绷起，如同某种看不见的线一点点扯紧。他清楚这意味着什么——身体正被透支，而这种透支并不止属于他一人。
这里没有医生，没有药物，没有任何可以缓解身体压力的手段。他无法横卧，只能坐在椅子上勉强闭目，却总被突如其来的声音或灯光唤醒。每一次被叫起，心跳都像被攥住，腹部的疼痛也随之加重。他努力压抑反应，不让自己弯下身，不让士兵看出端倪。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强迫自己维持某种最低限度的清醒，不被彻底拖垮。
他不知道时间过去了多久。木屋里没有窗，外面的脚步声与照明都不足以为他提供确切的判断。他只知道自己的力气正一点点流失，四肢变得沉重，意识在每一次呼吸间都摇摇欲坠。而在身体深处，那尚未成形的生命也像他一样，在黑暗与压迫中勉强支撑着。
他不敢多想，只是低头，手掌不动声色地覆上腹前，仿佛这样就能隔开一点寒意，也隔住那无声蔓延的不安。
门被推开了。光线从缝隙间挤进来，晃动的影子落在潮湿的地面上。
当伊利奥尔被拖出那间狭小的拘押木屋时，营地尚在黎明之前的昏暗中。天空低垂，雾气贴着地面弥漫，地上的泥水尚未干透，踩上去便溅起斑斑湿迹。他的步伐不稳，双腿仿佛失去了对身体的支撑。他没有挣扎，也没有发问，只是机械地迈步，任由两名士兵架着他穿过空旷的营地。
他没有被带回原先的审讯室，而是被带到一间更隐蔽的木屋里，审讯官已经等在那里，桌上放着一叠记录好的审讯笔录。他们没有多余的寒暄，甚至没有再尝试用语言劝说他开口。审讯官只是简单地抬了抬手，示意身后的士兵：“继续。”
伊利奥尔没有做出任何反应，他甚至没有挣扎，只是任由士兵把他按在那张木板上，冰冷的湿布再次覆盖上他的脸，他闭上眼睛，等待痛苦降临。
水流倾泻而下，湿布立刻浸透，窒息感以比第一次更快的速度袭来。他的喉咙仿佛被灌满了铅，肺部剧烈收缩，极端缺氧的痛苦在身体里翻腾。他努力压制反射性的挣扎，但这一次，他的身体已经不再受控，剧烈的痉挛让他几乎无法承受。
比起第一次，他的状态已经虚弱得多。饥饿、疲惫、低温、孕期带来的脆弱都在加剧这场折磨的烈度。他能感觉到腹部的不适愈发明显，深藏的疼痛一点点攀升，而他甚至无法确定是剧烈的紧张造成的反应，还是更严重的状况正在发生。水继续浇灌，他的四肢开始麻木，意识在剧烈的缺氧冲击下变得迟缓。他的耳朵里嗡嗡作响，像是被水流彻底包裹，整个世界变得遥远而模糊。
士兵停下手中的桶，拉下湿布，等待他恢复一些意识，再度开始审问。
“补给点在哪里？”
他的耳朵里嗡嗡作响，视线也已经无法完全聚焦，他勉强睁开眼睛，嗓音虚弱到几乎无法辨别：“不知道。”
“增援部队的部署？”
他勉强提起一丝力气，语气几乎没有起伏：“不知道。”
审讯官深深地皱起眉，目光中透着一丝不耐。显然，他们已经意识到，继续施刑可能也无法撬开他的嘴。士兵重新举起水桶，审讯官抬手示意：“再来一次。”
冰冷的水流再次盖下，他的意识彻底被击溃。
伊利奥尔再一次从窒息的深渊中挣扎着被拽回时，四周已经安静了下来。他躺在地上，意识模糊，胸膛剧烈起伏，肺部的痛楚已经超越了窒息本身，仿佛整个人被撕裂。他的眼睫微微颤动，但连睁开的力气都没有。
审讯官站在桌前，神色冷漠地注视着他，最后摇了摇头。
“没用了。”他对身旁的士兵说道，“如果继续，他很可能会死在这里。”
士兵迟疑了一下，低声问道：“要继续关押，还是……”
“先找军医来。”审讯官简短下令，略微沉思片刻，又补充道，“给他处理一下，别让人死在这。然后送回去，告诉别人他是在单独关押期间病倒的。”
他的语气中没有一丝动容，这样的决定既是出于实用考虑，也符合眼下的局势——战俘营里若突然多出一具死于酷刑的军官尸体，后果将远不止一次简单的问责。一旦消息传出，不但会引起营内动荡，也将成为帝国代表在谈判桌上大做文章的材料。联邦军并不打算承担这样的风险。
很快，一名军医被召来。伊利奥尔在半昏迷的状态下被拖进另一间更隐蔽的木屋内，身上的湿衣被剥去，换上了干燥的囚服。军医的动作迅速，只做了最低限度的处理——为他擦干皮肤，检查脉搏，确认他尚未脱离生理极限，又喂下了少量退烧的药片与几口温水。没有人关心他是否清醒，只在确认他不会立刻死去之后便草草结束。
一切完成时，天色已彻底暗下。伊利奥尔被两名士兵架着拖回战俘营。他的头垂在胸前，意识依旧混沌不清，靠着惯性勉强维持着呼吸。军官在登记处留下只言片语，称其因关押期间感染风寒，需要返营休养。
他被放在营地边缘一块空地上，附近的战俘很快聚拢过来。他们没有说话，只用沉默和目光传递着讯息。没人相信“风寒”这个解释，他们看到的是干净却不属于他原本衣物的囚服、眼下青紫的血痕、被擦去却依旧残留的呕吐与水渍痕迹。
伊利奥尔像是能听见这些沉默中的声音。混沌的意识中，他感到有人蹲下身来，轻轻将一条毛毯盖在他身上。他勉强睁开眼，视线模糊地扫过近旁的身影，却看不清那人的脸。他想要道谢，哪怕只是开口说一句话，但舌头却像铅块一般沉重，发不出任何声音。
他慢慢闭上眼睛，手指在毯角缩紧。他的体温仍在往下掉，腹中的抽痛像一道无止无息的暗潮，在身体内部缓缓涌动。他强迫自己放慢呼吸的频率，试图让气息顺畅一点，哪怕只是一点。
他知道，他的身体已经到了极限。但他也知道，他还不能倒下。现在不行，哪怕是为了体内的沉默生命，他也必须撑住。
哪怕只是一夜。